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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人到中年,我不敢生病,不敢死
2015 年 3 月是草长莺飞、春暖花开的好时节。田埂上枯萎的野草也开始变绿,春耕的繁华景象即将来临。当一切似乎都充满生机时,命运宣告了我的死刑。
当时,我突然腰痛难忍。作为一名乡村医生,上山下乡迎接我们是我工作中常见的一部分。以前腰痛的时候,一直以为是疲劳引起的。还是趁机去医院拍了片子,县医院的医生看了片子也诊断不出来。
怀揣着追根究底的医生精神,我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当时看医生的医生看了片子说腰椎没事,但是他让我做胸部核磁共振,这次问题来了,纵隔淋巴结肿大。我自己是医学生,看到结果我立刻怀疑是肿瘤。我立即进行了胸部 CT 和八次肿瘤检查。结果显示8个肿瘤的癌胚抗原(CEA)偏高,但我还是不确定。晚上,CT结果出来了,显示右肺周围有肿块。医生看到结果说:“肺腺癌已经转移到肝脏和纵隔淋巴结了。”我解释说肝脏有血管瘤,应该没问题。但是医生还是说情况不太乐观,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。
听到这个结果,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判了死刑。那时我才45岁,家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。不敢跌倒。如果我跌倒了,我的家人、妻子、孩子和孩子会怎么做?我孩子的学业会延迟吗?一个大人的崩溃往往只是一瞬间,我不敢生病,不敢死,下一秒我就会振作起来,我只能有一颗心,放手,去死!
此时,爱人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:“我们去北京吧!”
2、抗癌七年,我既是医生又是病人
治疗过程充满了困难。作为一名医生,没有人比我更清楚癌症的迅速发展。我经常陪病人冲锋在抗击疾病的第一线,毫不畏惧,而当疾病来临时,我心里真的很害怕。我明白我还有太多的烦恼,我爱我的事业,我想念我的亲人,我想念我半生没见过的风景……
好在医生的专业敏感性让我比较早地发现了自己的病情,还不是放弃的时候。当时,在爱人的支持下,我们怀着一线希望,先到北京医学院肿瘤医院诊治。但当时北京医学院肿瘤医院的外科医生劝我们考虑治疗费用,“回去吧,化疗方案全世界都一样,生存时间一年左右。”毫无疑问,他的话就像一张纸条。沉重的锤子让我的心再次沉重。但我对医生说:“我来了,我们来这里玩化疗吧。”
应我的要求,中国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仔细研究了我的片子,安慰我说:“没事,别紧张,这个没有毛刺,包边很光滑边缘看起来是良性的。你让我们去外科医生那里做手术切除。于是我又去找外科医生要求手术,不得不说这里的专家很敬业也很负责。两位专家反复沟通后,给我安排了肝脏核磁共振,我给我安排了手术。
但我明白,手术只能是减缓军队速度的一种策略。作为一名医生,最大的残酷就是无法隐瞒自己的病情。癌细胞一直在增长,而我从未死去。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,只有我能看着我越挣扎,离水面越来越远。在那种分秒必争的窒息感中,我决定自救,继续尝试新的治疗方案。
由于术前影像学检查显示纵隔淋巴结有转移,术后取手术样本进行基因检测,结果显示为EGFR基因第21外显子突变。对于这个基因突变位点,为了防止术后疾病复发,从2015年4月开始,在医生的建议下,我开始服用国产第一代EGFR靶向药物。对自己的治疗充满信心。 2016年,由于化疗等原因,我暂时告别了心爱的医生,在家休息了一年。直到2017年,我的身体逐渐恢复,我又恢复了原来救人的工作,治好了伤员,重新站在了手术台上。我拿起手术刀,解除了病人的痛苦,在乡村医生的忙碌工作中继续战斗。那一刻恢复正常工作的满足感,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医生职业生涯的意义。
但命运并没有轻易放过我。 2018年正月,农历新年喜气洋洋。一家人的团聚让我仿佛从未经历过三年的痛苦。但是突然,我感觉手上的淋巴结肿了。以我作为医生的敏感性,当我看到这种情况时,我以为已经过去了,肿瘤一定又转移了。于是,我立即去北京复查,证实肿瘤又转移了,转移到了脑部。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,我突然头疼欲裂,心灰意冷。
那时,我的情况不是很好。在得知第一代EGFR靶向药物耐药后,第三代靶向药物奥希替尼有60%的概率有效,虽然当时使用的是奥希替尼。我还没有加入医疗保险。 5万多元一盒的价格,我家真的受不了了。面对这些问题,我想了很多。两个孩子还没有完成学业,长大了就要结婚了。 ,有了孩子,这笔钱是否会用于治疗。但看着妻子含泪的眼睛和两个孩子懵懂的眼神,我知道,作为家中的顶梁柱,我不能轻易放弃。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有多难,我无法想象我的两个孩子年轻时失去父亲是多么的难。过什么样的生活,终于买了一盒奥希替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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