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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性肿瘤的根本原因是基因突变。针对肿瘤的驱动基因突变,肿瘤细胞往往会制定各种规避措施,驱动基因突变也经常发生变化。
基因水平的变化不仅限于DNA水平,还可能出现在RNA水平或表观遗传修饰(如甲基化、乙酰化等)。对于更特殊的基因突变,目前主流的二代基因测序技术可能检测不到。
癌症学位与您分享了一个案例。一位使用第一代靶向药物吉非替尼和厄洛替尼7年的患者突然有了进展,但基因检测却没能找到线索。为什么是这样?
基因突变靶向药物
EGFR( )是最早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发现的驱动基因( ),其最常见的突变位点是外显子19缺失突变( )和外显子21点突变。
由于医学的发展,新的靶向药物不断上市。针对EGFR基因突变,已开发出三代靶向药物:
这些优秀的药物为EGFR突变的肺癌患者带来了更好的生存获益。
目前,虽然EGFR的第三代靶向药物已获批作为一线治疗药物,但大部分靶向药物的使用都是为了从第一代靶向药物开始。出现耐药性后,进行基因检测。如果有突变,可以对MET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,进行基因扩增等。
但也有部分患者在对靶向药物耐药后,通过基因测序无法找到任何线索,不知道耐药原因,从而影响治疗。
靶向药物治疗七年后肺癌进展
一名77岁的日本女性患者于2004年被诊断为肺腺癌,病理分期为1A。她接受了左肺上叶切除术。
2009年,患者手术后复发,接受化疗和放疗。使用的药物是卡铂和多西他赛。
2012年PET-CT检查显示肺右叶有病变,经基因检测分析为EGFR基因突变。患者接受了第一代靶向药物吉非替尼的治疗,每天 250 毫克。治疗效果很好,肿瘤病灶缩小,临床评价为部分缓解。
2017年,服用吉非替尼五年后,肺部肿瘤稳定。CT扫描显示胃中有一个肿瘤,被诊断为胃肠道间质瘤。患者接受了近端胃切除术。
2019年3月,肝脏出现胃肠道间质瘤转移。患者开始以每天 300 毫克的剂量使用伊马替尼进行治疗。此外,每天将继续使用 250 毫克吉非替尼治疗肺癌。
2019年7月,由于吉非替尼与伊马替尼的相互作用,患者出现3级腹泻,因此停用吉非替尼,每日服用厄洛替尼100 mg进行治疗。
2020年1月,CT扫描显示右肺有病灶和胸腔积液,但肝脏转移的胃肠道间质瘤病灶正在缩小。患者癌胚抗原CEA持续升高。患者拒绝接受化疗,医生用吉非替尼代替厄洛替尼,希望能延续最初的治疗效果。换药后虽然没有出现腹泻等不良反应,但肺癌已经进展,出现乏力、厌食等症状。
图1. 肺部和肝脏CT影像检查未检测到驱动基因突变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患者进行了基因检测,以确定是否可以使用第三代靶向药物。
先是抽血化验,没有发现EGFR基因有突变,也是阴性。由于血液样本的基因检测容易出现假阴性,医生对患者的胸水和由胸水离心沉淀物制成的蜡块进行基因检测。遗憾的是,这两次基因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,没有发现EGFR基因有突变,也没有突变。
图2. 胸腔积液镜检示肺腺癌癌细胞
根据以上基因检测结果,患者不能继续使用以下靶向药物治疗。由于患者体质下降,患者及家属停用吉非替尼和伊马替尼,开始采用姑息支持治疗。患者不幸于一个月后死亡。
4 灵感
靶向药物容易产生耐药性。本案患者使用第一代靶向药物已有7年,是比较幸运的患者。根据使用靶向药物的原则,在第一代药物耐药后,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决定使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。然而,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。盲目测试第三代靶向药物是否值得?
我们可以看到,在使用第一代耐药药物后,患者两次使用胸水进行基因检测。检测技术为PCR和单EGFR检测。这样,耐药的原因就仅限于EGFR基因,可能造成漏检。
该患者在这两项测试中均未检测到EGFR基因突变。是否有其他基因突变驱动肿瘤增殖?可以使用其他靶向治疗吗?或许利用二代基因测序技术,检测到的基因数量足够多,还会有其他的发现或线索。
图3.治疗期间EGFR基因检测结果
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情况:当患者出现耐药性,身体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,使用化疗、PD-1/PD-L1抑制剂和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,如贝伐珠单抗等抗系统介入治疗。该治疗方案可能对肺癌和胃肠道间质瘤有一定的治疗作用。这个治疗方案出现耐药后,重新开始使用吉非替尼和伊马替尼,患者的病情会受到影响吗?有什么改进。
肿瘤治疗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。根据基因检测结果选择靶向药物,让我们绝对依赖基因检测。然而,当基因检测的结果无法确定治疗策略时,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其他可行的选择?性别。再试一次,或许多一份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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